大喜大悲看清自己，大起大落看清朋友
那個時候我將「大喜大悲看清自己」定義為「君藥」，治療的是「本」；而「大起大落看清朋友」定義為「臣藥」，治療的是「標」。但畢竟「是藥三分毒」，當人們太過相信君藥臣藥搭配著治標又治本，就容易一不小心吃過量，在自己的人生里處處找些大道理來欺騙自己，總有一天得把自己治成「標本」，所以在治病的同時，還得提前找到「解藥」——即「大是大非看清傻逼」。
之前回復博客留言時，我說自己一直有一個「舊人舊事」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和立意給重新再講一次，因為上一次我提到這個故事，僅僅只是記錄了它的輪廓，因為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該把這個故事找到一個怎樣的立意。或許今天可以「挑戰」一下，把這個故事重新拆解一次，然後為它找到一個「結論」。
小時候經歷過一個事情，在我內心留下了不小的激蕩。
故事因為時間太久，開始有些少了當時的那種震撼的情緒了。故事是一群「正常人」和一個用磚頭和手當成走路工具的年輕「殘疾人」。「殘疾人」每天都會去一個釀酒的酒坊喝上幾兩白酒、剝食幾粒花生、然後和旁人聊幾句閑天。不過「殘疾人」總是故意地把自己和那群同樣喝酒的「正常人」拉開距離，自己一個人坐在無人問津的角落觀察著周圍的人和事或者拿出報紙和書本，似乎在他們之間有一道無形的墻體。
那件事的發生已經不再有人記得緣由，我也只是放學路過，看到了那一幕。因為受辱，「殘疾人」和那群「正常人」拉開了對立面，「正常人」用木棍和石子驅趕這個年輕的「殘疾人」，「殘疾人」咆哮和憤怒著驚嚇著周圍圍觀看熱鬧的居民，他們都紛紛地圍觀上來，對著「殘疾人」指指點點，因為路人的圍觀，「殘疾人」徹底崩潰，他撕開了自己的褲腿，順著褲腿露出的是他因為殘疾而長期盤坐在地面的腿和黢黑的生殖器，所有人一瞬間呆滯住，「殘疾人」開始哭腔著咆哮，他吼著「我讓你們看，你們隨便看吧，反正我這個人什麽尊嚴都沒有了！」……因為這段哭腔，所有人都知趣地離場，帶頭驅趕他的「正常人」也坐了下來，不再對峙。
最後，那個殘疾人拖著撕碎的褲子和自己殘疾的雙腿，持著紅磚顫抖著撐著強壯的雙手離開，他的哭聲和紅磚在水泥地上留下的拖痕就這樣徹底地消失在了道路的盡頭——再也沒有人提起過他，沒有人願意說起那天發生的矛盾，也沒人去歸咎誰的錯——然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
就是這段記憶，和他撕裂褲管的那個舉動一樣，帶著一種難以啟齒的恥辱，一直沒有再被拿出來和別人講過。在記憶里面，僅存的畫面是一股濃濃的白酒味道、一雙殘疾卻並未萎縮的腿、男性生殖器、紅磚和地面摩擦的聲音和那段讓人有些恐懼的咆哮哭腔。
這段記憶到最後埋藏在心底的緣故是因為有一種意外的絕望感——到底是要怎樣的羞辱才會讓這樣一個「殘疾人」徹底毀掉自己用這種絕望的方式發泄了自己最後的尊嚴。
我搬家離開那個街區之前，這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只是我很想告訴他，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得了一種「殘疾」的病，我們已經病入膏肓，用踐踏別人的尊嚴來證明自己的偉大。
這樣的重病，讓我們早就體無完膚，所以我們才不願在現實裸露出比你骯臟的身體。
——《∞》013｜那人
後來我大概知道那場爭吵的原委，是那群「正常人」嘲笑那個下身殘疾的「殘疾人」不是一個完整的男人，這樣的玩笑越來越過分，直到他做出了那個「證明」的舉動。
那個人經歷了人生的「大喜大悲」，他又不得不把自己的殘疾作為一種符號展示給所有人，同時還增加了一個「籌碼」，必須要證明自己還是一個有尊嚴的男人。然後對旁人而言，他的這個舉動更像是他人生的「大起大落」。後來他再也沒有出現，那些一開始嘲笑他「不是個男人」的人也在這別人的大起大落之間，暴露了自己的無恥。
那群嘲笑他的人，之後的每一天還是出現在那里，他們彼此心照不宣不再提起那個人的一切，甚至他們默認那個人的「大喜大悲」和「大起大落」跟自己沒有任何關系。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規則之中必須加上一條「大是大非看清傻逼」才算完整。
試著想一下，如果這件事情完全拋棄掉那些主觀的偏頗，放在一個完全客觀的角度，一定會有人站出來總結道：如果那個「殘疾人」的內心再強大一些，他就不會在意這群「正常人」的嘲笑；或者是「殘疾人」既然選擇要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公眾面前，那他自己也需要承受異樣的眼光；「殘疾人」和「正常人」應該各打五十大板，一個不應該這麽沖動以這種方式尋求自尊，一個不應該把自己的尊嚴建立在踐踏別人的尊嚴之上……
看吧，如果不追加一條「大是大非看清傻逼」的規則，一定會出現這樣的「客觀分析」。
「殘疾人」撕開自己的褲襠露出尊嚴，在「大喜大悲」之間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寧靜和證明，他終於可以擺脫長期圍繞在自己耳邊的那些羞辱；而那群「正常人」也在這個男人沖動舉動之後的「大起大落」之間，顏面盡失，他們雖然彼此不承認自己是「罪人」，但那些旁觀者都知道誰才是這段「大起大落」的始作俑者；或許這個時候會有人站出來指責那群把別人的殘疾當笑柄的人，但這群人一定會以「開個玩笑而已，沒必要這麽玩不起」來推卸自己的責任，這群人在高談政治吹噓人生的時候必定用大是大非作為標準，又不允許別人用「大是大非」來評價自己。
但同時，這是個完全無解的事，無論那個時候或是現在我如果站出來擋在他們之間充當那個緩沖、或是釋放善意幫助那個「殘疾人」，我都不覺得是最佳方案——因為那個「殘疾人」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尊嚴，他要的並不是憐憫和同情，而是人們把他當成是「正常人」看待；同時那群人也只可能是一輩子的傻逼，他們不會在意別人的指責，更不會覺得自己有任何的過錯。
所以，這件事才在我心里哽咽了很多年，因為我找不到這件事「最好的解決方案」，我同情那個「殘疾人」，但他要的是尊重；我想尊重那個「殘疾人」，所以他要的只是自己默默離開的背影，然後他去了另一個地方，那群人是否還是不是傻逼，誰都無法保證。但我也相信，在那一次「大喜大悲」之間，他也更加看清了自己——遠離這群傻逼，不是輸，而是一種權利。
說實話，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結局，但又是無解的結局——我只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如果再遇到他，我不會帶著同情、虧欠、憐憫，他只是一個正常人，一個有尊嚴的男人。同時，我又僅僅只能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