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

曾經有個人這樣問我：“你說，二十四史怎麽越寫越無味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無誌於讀史，故而覺得無趣——然而我讀下來，確乎是與他同感。不禁惶惑，自以為境界過於低下，難以領悟後朝之雅趣；近年來選讀幾篇比對，發現那人的想法與我之前的感受並無什麽錯處：比之《史記》《漢書》《三國誌》《後漢書》這前四史，後面的二十（或有人認為是二十一）部史書，倒是索然無味，讓人倒了胃口；而前四史中，猶以《史記》為最上乘。
我便不得不認真思考此公的問話了：究竟為什麽呢？要弄清這個問題，先得給史書“排排號”，好好比較比較。
最早可尋出痕跡的史書大約是《尚書》，然而由於焚書坑儒一事，流傳至今的只有漢本《今文尚書》，其記載又是夏商西周，甚至於到了堯舜禹時期的事，因此可信度可能不太高——畢竟連孟夫子都說：“吾於《武成》（《尚書》中的篇目），取二三策而已矣”，大約也是較公允的評價吧。
再後來的一本史書，是孔夫子編纂的《春秋》，以及配套的“三傳”，即《左傳》《榖梁傳》《公羊傳》；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左傳》。這時已經有了完備的史官體系，記載較為貼合實際，孔子與左丘明的言辭雖較為質樸，偏重實錄，然而亦不失為史書中的佳作。
上述幾本，是先秦少有的流傳下來的史書。此處不敢妄斷兩書的文筆究竟到了什麽境界，然而略讀幾篇——如《書》裏的《牧誓》，《左傳》裏的《鄭伯克段於鄢》——只覺得通體疏曠，頗有逸興。然而文辭佶屈，不免有磕絆未解之處；這大約就是為何先秦的史書不能引起太多人的興趣所在吧。
至於《史記》，乃太史公發憤之作；身體上的摧殘使他有一股氣憤郁結心中（這大約是書中的漢武帝如此不堪的原因），故而寫出的史書有一股難言的“靈氣”。更值得贊賞的，本該記錄君王功業的“本紀”，將一個敗者“楚霸王”項羽收錄其中，亦有脫俗的眼界與膽識。由於不是朝廷命令編寫，而是自主的意識，《史記》的記錄或許並不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其中對高祖的貶損、對武帝的奚落，多少觸怒了漢武帝，也招來了皇帝的刪改、修訂——然而這也難掩《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文學、史學雙重價值。史學價值自不必說，至於文學，最高明的莫過於“列傳”，記錄的人物活活得有生氣，記錄的事情仿佛就發生在眼前：將官的動作、侍臣的臉色、宴席的杯盤、廳堂的裝飾，所有的細節一一陳列在眼前。所以說，讀《史記》不一定要學史，更可以學的是古文的作法，乃至一切文章的作法。
後面的三本史書，《三國誌》最為動人，大約是亂世英雄的氣概、智識令人欽慕的緣故，陳壽講故事的能力也不錯，說的兩軍對壘的前因後果較為完備，不次於《春秋》《左傳》；《漢書》次之，由於它主體部分都是由班固一人寫成，文學性自不必說，故事性也較強，不至使人索然無味；《後漢書》最次，但也不差到哪裏去，比之後代史書強過百倍。
再後來的史書，失去了許多文學性。拿一個例子來說，同樣是打仗，新舊唐書裏打“瓦崗寨”就只有寥寥數語，讀來不過是想清繳一窩普通土匪一樣；而《史記》裏無論大小戰事，讀來都有一種吸引力，大戰令人血脈僨張，小戰也令人凝神註意——連史家最末的戰事都記錄不好，其余還比什麽？
究其原因，一是後世史書大多是後朝記錄前朝，對於一個敗者，當然是盡可能地記錄他的昏庸，避免寫到他的英明，對於前朝的大勝，避無可避，只能采取淡化的處理方式；二是前朝為了“政治正確”，刻意修改史官記錄，比如趙光義之於“斧聲燭影”的模糊；三是後朝文字獄的摧殘，最著名的莫過於清代《明史》一案，誅殺過百，一日之內，血流街市。
民國時期說到史家，說秉筆直書者，一是司馬遷，二是蔡東藩。後者撰有《中國歷朝通俗演義》《民國演義》等，一生所著700余萬字，被譽為“一代史家，千秋神筆”，現在名氣是沒落了。觀夫二人，皆是不畏政府，不懼政治者，為史秉持“董狐之筆”的原則，不偏私，不虛構，不虛美，不隱惡，其聲名Z最終得以遠播，為後人所敬仰。
其實，不只是作史書，做任何創造性的事，只要有“政治正確”的枷鎖在那裏，必定左右受限，難以發揮其本事——然而不“政治正確”，可能小命先丟了，真是矛盾啊！